冠冕唐皇 0698 唐家故泽，归于雍王

在行台那场会议过去了大半个月后，时间很快来到了三月末，雍王典卖家财筹措的钱款，终于正式与朝廷使者们进行交割，作为去年秋赋的补偿，合计为六十七万缗有余。

这个数字究竟是多是少，不太好评价。

如果单单只论这一笔财货多少，那自然是一笔巨款，像是作为蜀商翘楚中的宋霸子，以百万缗飞钱投献行台，几乎都已经到了倾家荡产的程度。长安城中商贾云集，真正能够拿得出这样一笔巨款的商户寥寥无几。

哪怕在国家财政中，这样一笔钱同样颇为可观。像从永徽年间开始征收的户税，虽是户分九等，但若折中计钱的话，每户约在百二十钱之间。陕西道诸州，永徽年间旧有户数约一百三十万户，户税尚且不足二十万缗。

若从国家开支方面来算，天授年间内外在品职官约两万众，合年竞支禄米为一百七十万斛。以斗米五十钱论，凡在品官员一年禄米所支折钱也不足九十万缗。

但事实上斗米五十钱已经是极为高昂的价格，像在贞观、永徽年间等连年大丰的情况下，关中米价甚至都很少超过斗米十钱。神都洛阳地处天中，漕运物流环境较之关中的长安还要优越得多，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样的动荡之时，斗米都无过五十钱，长期稳定在三十钱一下。

换言之，雍王入缴的这一批钱款，足支内外职官一年之禄且还绰绰有余。

但跟国家整体财政收支相比，区区六十多万缗实在不值一提。在中唐两税法实施以前，大唐财政收入还是以租庸调为主，租收谷米，庸则力役，调则就是以各种纺织品为主。

尽管永徽以来，以均田制为基础的租庸调已经遭到了极大程度的破坏，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种大税、小税并诸资课以弥补这方面的财政流失，所以总量上仍然没有削减多少。

像后世《通典》所载，天宝年间户税所收每年得钱两百余万缗，但在租庸调作为财政主体的情况下，这一部分收入所占国家整体财政收入不过二三十分之一。换言之，天宝年间大唐国家整体财政收入，即便是以户税二十分之一计，也达到了四千万缗之巨。

如果以这样一个比例来计算的话，去年朝廷在陕西道流失的赋税额度应该在三到四百万缗之间。但事实上，这个数字只大不小，因为朝廷核算财政收支，诸物折钱主要是以和市官买物价作为标准，而这一物价较之真正的市场物价通常要低两到三成的幅度。

而且陕西道诸州财政还不仅仅只有租庸调，像是陇右的牧监税草、河曲的盐税，以及诸州物料土贡，包括诸羁縻州府所进方物贡赋，陕西道诸州每年能给朝廷带来起码一千万缗以上的财政收入。

也正因为物货数额如此庞大，李潼才要想尽办法的将物货截留自用，如果只是区区几百万缗，还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费周章的谋算。

长安城这些豪商们看似挥金如土，阔绰至极，但事实上怎么能跟整个国家的财政力量相比。哪怕仅仅只是钱财计数，彼此体量已经完全不成比例，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资源的占有，无论是朝廷，还是行台，都远非这些民间资本能够撼动的。

但朝廷财政收入虽然体量庞大，但物料品种也是复杂无比，很难进行直接变现，当然也没有大规模变现的必要。

毕竟如今民间的工商体系仍然远不如朝廷，一直到了安史之乱后、朝廷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力度直线下降，才使得民间工商资本得以壮大起来，直至五代两宋，更诞生出颇成规模的市民阶级。

总之，在行台府库空竭，度支计簿赤字成堆的情况下，雍王倾尽家私、凑出这样一笔巨款，虽然跟所拖欠的总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，但也足以显示出雍王的诚意。

起码以李千里为首的这一干朝廷使者们，也实在不好再发表什么意义。行台的财政现状，他们是知晓大概，以目下行台与朝廷的关系，再加上雍王于关内所享有的崇高声誉与权势，哪怕耍赖到底、让他们颗粒无收，他们也根本无计可施。

但雍王并没有为难他们这些走使下僚，反而积极面对、主动寻求一个解决可题的权宜之计。而在这一过程中，长安士民对雍王殿下的拥戴热情，他们也都亲眼见证，心知就算不接受这个结果，继续纠缠下去，非但不能索求更多，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陕西道对朝廷的离心与矛盾。

“殿下捐尽家财，言则为偿前过，但又何尝不是为我等走使员众庇护前程、免于追责波及？钱财虽是俗物，但恩义诚是感人，但使我等诸员能凭此事迹归都登阙，必仗义直言，盼朝廷能够正视陕西疾困，惠政施降！”

李千里在皇城政事堂领受这一批钱款籍册后，满脸激动之色，嘴里更是连连称谢。其他有份随从出席的朝廷使员们，表情言行也都大体类似，只是在这一份稍显浮夸的感激之情下，心情之复杂也可略作窥见。

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大凡具有正常人智力的也都明白，一旦归都，朝廷也绝不会因为追讨回几十万缗的资财就对他们加以褒扬。他们这一次西行催讨，可以说是将朝廷与当今皇帝的体面丢得干干净净。

但他们也实在没有什么理由去指责雍王殿下，雍王这一番操作，用心自然不可称绝对的坦诚，但也是在朝廷步步紧逼的情况下不得已做出的应对。

特别如今行台府库虚实已经无从隐瞒，接下来或许还要面对诸边胡寇侵扰的可题，诸边州可能还要面对战乱不已的情况。甚至他们还没有离京，便能感觉到行台近日氛围凝重，人马调动频繁，显然已经在提防这一变数。

不同于李千里浮夸虚假的道谢，跟随出场交接的裴守真则就沉默得多，他离席入前再拜雍王殿下当面并沉声道：“拙才猥琐，强谏致变。近日来多承殿下谬赞错赏，实在受之有愧。归都之后，唯述所感，无论能否说服朝堂诸公，复命之后，此身已无颜面再充朝位，唯是请辞惭隐。若西方果有兵戈之乱发乎于此，届时跣足来投，若得不弃，帐前卒使，义不容辞！”

听到裴守真这么说，李潼心里自然颇感高兴，并对在场众人说道：“行台所在，既非化外之邦，皇命之下，无论东西，凡有志之士欲以才力为进，无不倒履欢迎！”

雍王殿下如此礼贤下士，在朝一干朝廷使员们心中也多多少少生出此类想法，只是并不敢像裴守真表现的那么外露。

毕竟他们可没有裴守真那么强硬的家世出身，此行出使西京生出如此波折，归都之后已经是处境堪忧，若再在行台这里主动迎合雍王殿下的招揽，只怕此行东归将成死路一条。所以就算心里有什么想法，也只能按捺不发，归都之后观势一番，如果真的风头不妙，再赶紧卷铺盖西逃。

足足六十七万缗的巨资，李潼自然不能用几张飞钱汇票打发了。

且不说眼下飞钱业务还没有发展到神都洛阳，单单最近这段时间里在长安城闹出这么大的阵仗，也不能让这群朝廷使者们走的悄无声息。就得大作铺张一番，给长安民众们一个交代，让人们看一看，当今皇帝是多么的刻薄无情，将雍王家私榨取的干干净净。

所以这六十七万缗的钱款，几乎都被换成了体积庞大且分外惹眼的绢缯丝麻等物料。

即便以一匹绢三百钱计，那就是足足两百多万匹绢，再加上杂充其他价格相对更加低廉的物料，行台籍簿交割后，又在皇城朱雀门内点验了足足两三天的时间，最终千数驾托满物料的大车才从朱雀门缓缓驶出，沿金光门横街向东驶出春明门，离开长安城。

这一天，雍王殿下亲自率领行台僚属们在朱雀门前相送。而长安城中也有众多士民聚集在横街两侧，虽然不能近睹朱雀门前雍王殿下神采如何，但远远也能见到雍王殿下只着一系简单的素色圆领袍，自给人一种淡淡得萧索感。

再见到那长长的几乎看不到头的车驾队伍，长安民众不免群情激动，若非行台派遣足够甲兵护从，哗噪民情几乎要阻拦车队出城。横街左右沿途唾弃连连，更有民众忍不住愤慨咆哮：“神都士民喜着新袍，勿忘名王寒立长安！关西父老，与王同袍，哪惧人间险恶逼害！”

听到横街两侧民众们的唾弃怒骂声，一干负责押运物料离京的朝廷使者们一个个也都是羞惭不已，以至于汗流浃背，其中有几个本籍长安的朝士更是掩面而行，羞见父老。

也幸在行台提前准备充分，布置甲兵分巡坊曲各处，群情虽然因此激亢无比，但总算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骚乱。

裴守真负责押尾后队，行出春明门后，勒马回望长安，神情不无复杂：“朝廷恩德，自此绝于西京，唐家故泽，归于雍王啊……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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